让我们回到年吧。卢沟桥事变爆发之后，大概几个礼拜的时间，北平和天津就沦陷了，当时的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南开大学奉教育部的命令，合组了国立长沙临时大学。
长沙临大是年11月1号正式开学的，过了三个多礼拜，长沙就遭受了日军的第一次空袭。很快上海和南京相继沦陷了，广州和武汉也受到了重点攻击，夹在中间的长沙就不太适合作为久居之地了。
于是从年1月开始，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就分三路西迁昆明，这就是著名的西南联大的由来。
重走
湘黔滇旅行团之路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路线图，最主流的一条路线就是最下面这一条，先是坐铁路到香港，然后坐船到越南的海防，再转滇越铁路去云南。
这也是当时最主流的一个交通方式，也是最安全和最快捷的一个方式。问题是这样你得经过两个殖民地，一个是香港，英国殖民地，一个是安南，就是越南，它是法国的殖民地。
中间这一路是走公路，主要是一些教授走的路。当时钱穆在回忆录上还写到说，他本来是要步行的，但是受阳朔风景的诱惑，就改走了公路。
最艰苦的是这一条，大概有个男生和11位教师，他们以徒步为主，花了68天的时间走了公里。
从长沙穿越湘西，穿越整个贵州，最后到达了昆明，这就是中国教育史上有名的「湘黔滇旅行团」。
旅行团里面出了很多名人，11个教师里面有大家都知道的闻一多、袁复礼，学生里面也有很多大家都听过的名字，比如说诗人穆旦、哲学家任继愈，还有很多两院院士，数不清的教授和工程师。
在旅行团出发80年后，我用41天时间，也是以徒步为主的方式，重走了这条老路。
那是年，我正迎来自己的第三个本命年，36岁，那时候我已经从媒体辞职一年多了，告别了所谓的社畜生涯。
但是我并没有获得辞职的时候一直心心念念的自由，很快就陷入一种失重的状态，所以这一次长途跋涉也成了我解决自己所谓的存在主义危机的一种方式。
我是后来才意识到，当我走在湘黔滇这条路上的时候，一直在借用年轻人——就是那群18岁到20岁出头的学生的视角，来看当时国家正在经历的变化。
其实我已经36岁了，和他们老师的年纪比较接近，当时闻一多和黄钰生都不到40岁，年纪最长的袁复礼也只有45岁。
等书写出来之后，我发现不管是读者还是媒体，都对我这个重走的人，更感兴趣，好像我的这个选择、这个行动，是某种非典型性的解决当代困惑和焦虑的方式。我每到一个地方都要被问，你怎么看待年轻人纷纷躺平的问题？
直到某一天我突然一惊，我这本书能写出来最应该感谢的是老年人啊。那些在垂垂老矣之际，留下了他们的口述史、日记，留下了他们的信件的联大一代的老人。
还有那些刚做完手术，愿意在病房接受我的采访，又或者是花四个小时给我打越洋长途的联大二代、三代的老人们，更不要说沿途湘黔滇线上那些不知名的老人们，我随便流露出一点好奇心，他们就会滔滔不绝地跟我讲他们县城的故事。
我想过为什么，可能老人太孤独了吧，愿意听老人说话的人真的挺少的。我今天就想分享两个老人的故事，不过这两个故事并不符合我们标准定义上的惊心动魄的故事。
赵新那
第一位老人叫赵新那，她是我的第一个采访对象，年4月8号，我从长沙正式出发，出发之前我去中南大学的院士楼拜访了赵新那。
她年出生，那一年95岁，这是我采访完之后跟她和她的儿子的一个合影。这是赵家的一个传统，每次有客人来访，他们都会请客人签名、合影。
▲年4月8日，杨潇与赵新那、赵新那之子黄家林她的父亲很有名，叫赵元任，可以说是中国现代语言学之父。赵新那的童年过得特别漂泊，因为她的父亲赵元任几次往返于中美之间，在不同学校任教，所以在10岁之前她上了很多个小学。
▲赵元任（-），语言学家、音乐家到了年，赵新那11岁的时候，终于稳定了下来。那个时候赵家随着中研院史语所定居南京，当时的首都。
史语所所长叫傅斯年，他给赵元任先生安排的语音室特别考究，地毯是北平定制的隔音地毯，更不要说那些仪器，都是外国的、特别好的语音研究仪器。
因为傅斯年觉得大家好不容易结束了漂泊的岁月，现在定都首都，终于可以安心发展自己的研究了。学者们的家属也觉得以后会在南京一直生活下去，就纷纷谋划着盖房子，赵家也不例外。
但是美好的事情总是不太长久，很快中日关系紧张起来。南京街头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抗日标语，赵元任是语言学家，有语言洁癖，特别不能容忍抗战标语中的那些语法错误。比如这一句，被他记在小本本上，「大家要提心吊胆的恢复民族固有的地位」，非常莫名其妙的一句话。
后来卢沟桥事变爆发之后，中日就开战了，很快就是八一三事变、淞沪抗战。大家都纷纷坐轮船往上游撤，往汉口撤。
那时候赵元任卧病在床，太古号客轮的船票有限，赵元任的太太杨步伟就安排她的大女儿带着赵元任，一路照顾他，让他们先去汉口。留下杨步伟和她的三个女儿，包括赵新那，在南京继续等船。
走的前一天，杨步伟和赵元任商量要带什么东西走，想来想去觉得用钱买不到的东西最要紧。于是赵元任走了之后，杨步伟就把赵元任写了31年的日记，以及他们家的四千多张照片，从那种老式的相册里一张一张撕下来，包成了七小包，在南京邮局排了七个小时的队，寄到了美国的一个朋友那。
他们的朋友叫RobertKing，其实他们并不知道他家的地址，只知道他是贝尔电话公司的高级职员，于是就试着用这个地址寄过去了。
80多年后我拜访赵新那家，在长沙的中南大学院士楼里面，她的儿子给我看了几本影集，就是80多年前他的外婆在南京排了七个小时队寄出去的老照片。
这些老照片飘洋过海，居然真的顺利到达了纽约，可以说完完整整保存了一段历史。中国之后被卷入了一系列的战争与革命，设想那些照片留在中国的话，可能不太容易幸存。
这三张老照片，就是当年杨步伟排了七个小时队寄出去的四千多张照片中的三张，是黄家林先生前些天
推荐文章
热点文章
